中评社香港7月26日电／据传，“总统府”对“国务机要费”案中陈水扁违法核定为“绝对机密”的卷证资料，将采“降密”处理。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说，倘系如此，恐是一错再错的做法；“总统府”应明快“解密”，以维“国家”法纪，实现社会正义。

就特侦组和台北地方法院侦审的需求而言，前次马英九覆函表示“同意使用卷证资料，但不解密”，侦审工作虽勉可进行，但诸多不便。如今，在“高等法院”裁定陈水扁核定违法之后，“总统府”若仍只是从“绝对机密”予以“降密”，而未“解密”，则只要“形式上”仍是“极机密或机密”，侦审程序的麻烦就完全一样。然则，所谓“降密”，对侦审而言，仍然形同“同意使用资料，但未解密”；既是原地踏步，不啻多此一举。

社论指出，更重要者，“国务机要费”弊案的审理，台人普遍希望公开，是想要瞭解陈水扁贪腐犯行的真实全貌。如今，若只是“降密”而非“解密”，则如前述，审理仍然不能公开，甚至判决书的记载也多所限制，即等于是保护了罪恶，否决了台人的正义要求。不宜“降密”，应当“解密”的主要原因在此。

社论说，此事的本质，诚如高院的裁定所指出者：陈水扁违法核定“绝对机密”，是将卷内的犯罪证据和笔录等当成“绝对机密”，而掩护了罪犯。再者，“总统府”亦表示，根本查无“南线专案”的文号。因此，从起始处说起，倘若根本不是机密，则又如何“降密”？如今欲回复正义，只须根据高院裁定，直接拆穿陈水扁的谎言，在“形式上”解除其“绝对机密”之核定，即可解开司法机关的束缚，让正义得以实现。也就是说，“解密”是基于“形式上”存在着“机密”，必须加以解除，以便审理公开进行；这和“降密”等于承认在“实质上”确有“机密”存在的前提，意义绝对不同。

“高等法院”的裁定既然认系陈水扁违法核定为“绝对机密”，所纳入者根本就是犯罪事证资料，则“总统府”大可依据法院的裁定，径将违法核定予以解除，从源头上解决问题。而陈水扁纵然提起再抗告，不论其再抗告是否合法、有无理由，反正抗告无停止执行之效力，台北地方法院即可迅速开庭审理，特侦组亦可进行侦查；更可能因为机密既已解除，再抗告即因不合法而驳回，得以迅速结束此一司法闹剧。陈水扁要“玩法”，“总统府”却不能陪他“玩”下去！

社论认为，退一步说，如果“总统府”仍然不敢做出明快解密决定；那么，台北地方法院审理拉法叶案的处理方式亦可供参考。当时，因“国家机密保护法”实施，“国防部”曾以主管机关立场，将法院卷内证据资料索回，重加审定是否机密，再送回法院。如今，“总统府”如对高院的裁定仍有疑虑，大可请求法院将陈水扁“形式上”核定的“绝对机密”送回，重加审视，若确认并非机密，即予“解密”，再送回法院。但是，倘若“总统府”要参考此例，必须注意可能消耗漫长的时间；拉法叶案拖延了七、八年，“总统府”难道也想虚耗公文往返、至少再拖几个月？何况，两案之不同在于：拉法叶案是要弄清是否“机密”，但本案则已知根本不是“机密”，亦即根本无此“机密”。

总而言之，对“国务机要费”弊案公开审理的障碍，“总统府”必须尽全力明快协助司法机关排除。陈水扁违法设下的重重关卡，其实不难突破，端视有无惩治罪恶的决心而已。新政府上台已超过两个月，“国务费”案仍拖延不决，如今主要的障碍却是出现在“总统府”对“降密”、“解密”的犹豫不决，致使台人对新政府失望。其实，“降密”就是“不解密”；若“总统府”对于明明白白的“伪机密”亦如此忸怩作态，倘非颟顸，即是乡愿，难道真不在乎台人的评价？

不宜降密，应当解密，勿再自陷父子骑驴的窘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