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学，上星期五在向本地协和学院学员授课之前向本报指出，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企业为了节省成本而把工厂迁往内陆，同样也要面对不同价值观念的矛盾。

　　“在东南沿海地区，当地政府做事一般会按照比较规范、透明的政策和程序来处理问题，对不同的投资者，基本上能够做到一视同仁。但在许多内陆地区，人们做事的观念，包括政府官员在内，是通过‘差别待遇’来谋求个人利益，建立不同层次的人际关系。”

　　比如在东北地区，按中央政府的政策规定，地方政府应该给企业办的事情，地方官员面对申请者时，依然会思考要不要办理的问题。“给不给办，完全取决于你对待我的方式，还有我们以往的关系到底怎样，来做出选择和决定。”

　　“这样的差别待遇，会使企业对成本投入和投资受益的预期变得非常困难。一些商人也会把不遵守规则，或遵守和别人不一样的规则，从中获得额外的利益，引以自豪或视为值得骄傲的事情。这是内陆与沿海地区差别比较大的地方。”

　　刘学说，当初为了吸引沿海企业前去投资，一些地方政府会承诺很多优惠待遇，双方很容易达成协议；等到企业真的投入资源，却发现官员在落实当初的承诺打了很多“折扣”。“不一定就是当初承诺的官员不信守承诺，有时是他没办法约束下属去确保兑现承诺。”

　　还有沿海地区企业在收购内陆企业时，面对处理安排员工的棘手问题。“比如说，被收购的工厂原本有1000名工人，但收购方采用新购的机器，只需要留下200人就够了，其余800人怎么办呢？那些接受遣散费而返乡的工人，后来发现留下的工人拿到更高的工资，于是又回过头来要钱！”

　　“如果企业对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，会冒很大的风险。”以前，地方政府极力争取的外来企业，还可以依靠官方力量摆平问题；现在，地方政府最害怕工人上街游行，担心影响当地“和谐社会”的形象，遇到劳资纠纷就倾向劳方。

　　中国政府从今年元旦起实施《劳动合同法》，其中关于“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”的规定，被普遍理解为“铁饭碗”。有雇主为了尽可能把资金成本和法律风险降到最低，要求工人“自动辞职”后再签新合同；有的不堪成本压力的雇主，乘今年春节工人返乡过节时，干脆关闭工厂落跑，许多工人节后返回工厂，却发现工厂倒闭。

刘学认为，政府要出手干预市场，必须先考虑在短期和长期可能对企业的影响，也必须搞清楚企业的哪些措施跟价值分配有关？哪些跟价值创造有关？

　　“仅仅因为价值分配的问题，政府将手伸入企业调解是必要的；但如果不只是价值分配，而是激励价值创造，政府就需要审慎考虑。”

　　他认为，制订《劳动合同法》的官员学者并没有深入考虑深层次的问题，而是简单从社会公正、价值分配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反而影响到员工利益。

　　刘学1985年在沈阳药科大学制药专业获得学士学位，1988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硕士学位，1999年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学位，并曾与英国SUSSEX大学、美国西北大学合作研究和进行访问。刘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结构设计、企业生命周期与管理、领导艺术等。